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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陸銘:中國城市發展的困境在哪里?

時間:2016-09-02 08:26來源:澎湃新聞網 作者:為之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陸銘教授把對中國城市化和國家發展問題的思考集結成新書《大國大城》,從老百姓關心的房價談到全國城市規劃布局和發展戰略,深入剖析了城市發展困境,他的觀點總結起來,就是“只有在空間聚集中區域經濟發展才能走向平衡”。陸銘最近在提兩個概念。一個是“空間政治經濟學”(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s),討論政治的過程如何影響到區域的資源配置,例如政府官員如何通過某個經濟學機制來促進經濟增長。另一個是“區域-城市主義”,在他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談具體的特大城市發展問題的時候,一定會涉及特大城市在全國的地位,以及城市和城市的關系,提出“區域-城市主義”這樣的一個視角,就是為了把區域的維度加到城市發展和城市體系的研究中來。歸根結底,他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理解城市發展與國家發展的關系,澄清一些在認識上的誤區,凝聚一些共識,為中國更好地實施大國發展戰略盡一份力”。

 
    澎湃新聞:我們最近都很關心房價問題,一個又一個的暴漲“神話”不斷冒出來,對此您怎么看?
 
    陸銘:房價暴漲有很多原因。第一是宏觀政策的問題。現在信貸貨幣增長很快,從總量上來講,錢既然下來了總要有地方去,資本市場不是很好,所以錢要找出口。第二,政策上來講,前段時間出過一些鼓勵購房的政策。另外就是有預期,人們看到人口向特大和超大城市集中的趨勢,于是,房價帶頭上漲的可能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在這個預期里面,市場有它自己的規律,房價基本就是幾個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橫向比較的話,房價無非就是供求關系決定。人往大城市集中,這個趨勢基本上肯定是確定的,而土地供應在大城市(特別是幾個一線城市)實際上是在收緊的。我一直在說,地方政府雖然可以又要控制人又要控制地(建設用地供應),但最終人口流動是控制不住的,這是經濟規律。只要地區和城市之間存在收入、就業機會的差距,只要存在福利差距,人就會流動。這樣的話,在控制人和控制地的兩個變量里面,人是控制不住的,但地控制得住,因為土地供應就是由政府決定的,那么,一二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就不奇怪了。這也是城市之間橫向比較出現房價分化的原因所在。而從縱向來看,就是我剛剛講的宏觀問題,貨幣超發,相應地傳導到了房價上。
 
    澎湃新聞:許多人堅信“京滬永遠漲”,為自己買房來打氣。也有人以東京為例說遲早要跌,那么,放眼整個東亞范圍,我們該怎樣看待房價問題?
 
    陸銘:這個問題放在今天來談,和放在二十年以后來談是不一樣的。我們國家仍然還處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經濟發展水平也仍然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這意味著我們的平均收入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再加上人口的分布會發生很大的改變,因為一個城市的住房需求其實就決定于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數量,這就是總需求。
 
    這個道理搞懂了,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問題。日本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時候,實際上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結束,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是全世界最高之一,這個時候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出現了。所以,日本的房地產需求增長空間有限,而供給卻沒有萎縮,于是,之前快速上漲的房價最終無法支撐了。香港也是一樣的道理。這樣一比,中國大陸的差別就出來了,不管是總體上的房價,還是特定地區的房價,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撐,一方面取決于收入水平和人口數量帶來的需求增長是不是可持續,另一方面則取決于政府的土地供應政策。
 
    澎湃新聞:房價的上漲具體來說有什么規律嗎?
 
    陸銘:從長期來看,房價必須以收入水平為支撐。從國際上的經濟規律角度來講,一個家庭會把30%左右的收入拿去買與住房相關的商品,也就是說,從長期來講,只要收入不斷往上漲,房價就可以不斷往上漲。當然,房價可能會出現周期性的波動,但如果將眼光拉長到幾十年,房價仍然是波動性地上漲的。同時房子是可以用來做抵押貸款的,那么如果你對未來的預期是收入繼續上漲,你肯定要提前買。所以,在越早的時期,房價上漲的速度越有可能比收入增加的速度快,實際上就是通過抵押在貼現未來的收入。這樣就清楚了,上海和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是否能夠可持續,取決于人們現在所認為的收入上漲空間和人口上漲空間是不是最終可以實現。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現在是56%的話,到75%就還要大約二十年,到80%可能需要三十年。如果等到中國城市化率達到75%甚至80%了,如果那個時候房價出現快速上漲,那我覺得應該要擔心了,因為那個時候,收入水平和城市人口總量增長不可能太快。但現在的房價是不是可以有支撐,其實就取決于人們事先的預期是不是未來能夠實現,其中,對于收入增長的預期還包括了通貨膨脹的因素。那么,這些影響房價的因素未來能不能實現呢?取決于市場和政府雙方的力量。如果按照市場規律來,收入水平能夠提高,人口進一步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同時,貨幣超發的情況不出現逆轉,那么,房價就可能得到支撐。
 
    房價的問題,首先涉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趨勢、動力還有沒有。其次,給定長期趨勢,還要考慮中國的人口分布。中國不是房價普漲,你要是到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可能一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四五千。比如說沈陽今年給學校畢業生給予住房公積金政策支持的新聞,地方政府這樣做有它的道理,因為它要去庫存。我認為比較可持續的去庫存的政策,是以這些目標人群未來在這個地方有就業、有收入為前提。這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有一個沈陽大學生畢業了,他想在沈陽工作,而且他鐵定要做這件事情,他認為在這里工作是他這一輩子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沈陽政府這樣做是對的。正好借這個機會讓利給你,這樣大學生也很高興。第二種是他本來沒準備到沈陽,你現在給他這個機會,他就去了。對第二種情況,要看未來這個地方是否有足夠的收入增長空間。沈陽還好,至少是個二線城市了,如果三四線城市也用鼓勵政策來去住房庫存,恐怕就變成忽悠了。
 
    對地方政府鼓勵購房的政策,應該給一個提醒,如果經濟上是可持續性的,讓利就是好的,降價也是對的,但是如果經濟上沒有可持續性,現在的讓利可能隱藏著更大的泡沫。舉個例子,比如現在造一個樓,沒有需求,變成鬼城,像這樣的房子是讓它空著好,還是讓它賣了好?如果后續發展是好的,那把它賣出去更好,如果后續沒有發展空間,那還不如讓它空著,甚至把它拆掉。如果它占用的地還有別的功能,比如農業和生態功能,那可能把它恢復成濕地和農業用地,要比賣掉好。缺乏潛在的需求,僅僅靠財政補貼購房來硬撐,這樣下去甚至可能因為沒有公共服務、沒有就業、沒有資金,最后小區完全死掉了,甚至使這樣的小區還很有可能出現一些犯罪問題。現在一些新城是與工業園相配套的,那些遍地開花的工業園,大量出現閑置,相應的新城是不可能有后續的發展動力的。
 
    澎湃新聞:您在《大國大城》里寫到,思考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有國際視角,這句話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陸銘:中國今天不是封閉經濟,要考慮中國經濟怎么有競爭力。如果政策目標就是要讓三四線城市有工業,那么可以在那里開廠,補貼它,它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是想讓中國經濟有競爭力,避免出現中等收入陷阱,不考慮效率,就沒有國際競爭力,就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講得再具體點,就是有些企業它在中國不能掙錢了,它就走了,如果中國不重視效率提升和競爭力,跨國公司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去了。在全球視野里,資本具有流動性,人也可以移民。在全球化的時代,不重視效率和競爭力的思維方式是極其危險的。
 
    前面談到日本,日本的老齡化是很大的問題,日本的創新、勞動生產率是可以的,但老齡化的確是他們的巨大挑戰。日本比較不歡迎移民,如果沒有新鮮勞動力進來,城市化又完成了,加上老齡化趨勢,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慢下來了。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都還不是教育和創新的問題。當然,提高教育和創新是重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在既有的教育和R&D(研發)水平下,怎么能夠更加快速且持續增長的問題。
 
    澎湃新聞:中國城市發展的格局應該是怎樣的,如何影響國家戰略?
 
    陸銘:我這次在書里面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也是我最近研究正在做的研究,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實際上已經不是單個城市的問題了,而是國家戰略的問題,我把它總結為中國經濟的歐元區化(或者叫歐洲化)的問題。
 
    思考中國特(超)大城市的問題,一定要把它放到全國去看;而思考中國的問題應該把它放到全世界去看。中國的問題在于,它是一個天然的統一貨幣區,但勞動力不自由流動,那么結果就是欠發達地區既要做大本地經濟規模,又要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受到了幾重制約:第一、地理條件不好;第二,它本來勞動生產力就相應較低、教育水平也相對較低;第三、自己不能單獨地讓貨幣貶值。這些因素制約了財政收入的增長,但支出卻與本地人口相關,于是,要么中央政府給它財政轉移支付,要么它就借債,這和希臘的債務形成在經濟上是一個道理。當沿海地區勞動生產率提高時,創造大量貿易盈余,從國際范圍內來講,會要求人民幣升值。雖然近期來說,因為經濟形勢不好,人民幣出現了貶值。但過去十多年時間里,總體來講,人民幣是升值的。人民幣越升值,中西部越缺乏競爭力,中西部就會越依賴于財政轉移支付和借債。現在看負債量是沿海地區大,因為人多且經濟體量大。但如果看負債率(負債除以GDP的比率)實際上是中西部高。這在本質上就是希臘出現債務的經濟學邏輯。中國未來應該避免出現歐元區的類似問題。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只有一個辦法,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趨同。如果兩個地區是一樣富,就沒問題了。勞動生產率趨同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中西部 GDP做大,另一個辦法是把中西部人口減少。在中西部把GDP做大還是連人帶廠搬到沿海來,哪個更有效率?提高人均GDP的模式有兩種可能性:一種經濟發展有很強的規模經濟,人越多生產率越高。比如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時候,人越多,市場規模越大,經濟和人口的集聚帶來更高的生產率,有利于提高人均GDP。還有一種情況呢,就是有些行業有一種核心投入品,它的數量是很難增長的,也就是說,只要這個核心投入品一給定,產量就給定了,我稱之為“資源受限行業”。有三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行業:第一個是農業,依賴于土地;第二個是旅游,依賴于旅游資源;第三個是礦產,依賴于自然資源。對這三個行業來講,你要做大人均GDP怎么辦?只好減少人。有些地方發展工業服務業,人越多越好,有些地方索性人少點好。我在我的書里寫道,人口從具有農業、旅游和礦產的比較優勢的地區流動到具有工業、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地區,結果將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人動起來了,反而人均一樣了,不同地方做不同的事,相互分工協作就行了。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中國在統一貨幣區下面,不同省份承擔不同的分工。不需要那么多農民,那么土地可以通過大農場經營嗎?
 
    陸銘:對,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最終人均GDP就趨同了。農業就搞大農場,先進技術引進過來,用農業技術機械化生產,機械化是人減少的結果。最近中國機械化的程度已經提高了很多了。原來,我們農民工是需要回去“雙搶”的,現在收獲不需要了,但是播種還需要。但你再想,等到農村人口再一步往下減少,連播種都機械化了。農業規模經營的前提是人得出來,城市化過程是隨著時間推移逐步提高的。在此過程中,有些人是在進入城市,但是沒動的人呢,他是覺得我這輩子就不離開農村了。現在有很多人就用有些人不遷移這個話來反對城市化。一部分人對鄉土的眷戀,當然不要逼他出來。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選擇不遷移出農村的人是越來越少的。一方面,我們要為能進城、有進城意愿的人創造條件。對于沒有進城的人呢?我給他以人性的關懷、適當的醫療、適當的養老。但是有一個政策是要慎重的,就是鼓勵農民工返鄉。鼓勵農民工返鄉要看是出于什么樣的條件,如果的確在農村有可持續的就業機會,那么,政府為這樣的潛在機會創造基礎設施、金融等條件,當然是好的。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修好以后可能帶來一些經濟發展的空間,建好了機場,旅游起來了,有些農民工就回去就業了,這是好的。但這必須建立了基礎設施帶來了更多就業機會的前提下,否則,更好的基礎設施反而是促進勞動力轉出。
 
    但是,有不少人認為,鼓勵農民工返鄉是為了避免農村空心化,為了“鄉愁”。這個就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相悖了。我曾經問過這樣一個問題:鄉愁是公共品還是私人品?顯然,我愛家鄉是我的事,這是私人品。如果僅僅是為了個人的鄉愁而鼓勵農民工回家,制造了農村人多的假象,表面上其樂融融的,這跟用政府的錢幫你家造房子是一回事,本質上是用公共資源滿足個人的需要。必須要說明,在農村仍然有大量人口的前提下,政府提高農村的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是非常必要的,但這些做法是出于公平的考慮,是為了彌補城市化進程中市場力量的缺失,而不是為了遏止城市化的進程。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公共服務與城市化之間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關系?
 
    陸銘:公共服務到底是用來干什么的?公共服務起的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讓人和人之間福利差距縮小。如果福利是由居民的收入和公共服務共同決定的,假設我們兩個有收入差距的話,在公共服務上我們的差距是小的,最終我們的實際福利差距就縮小了。但是你現在看我們城市管理的政策,不管是戶籍制度還是積分制度,都是跟公共服務掛鉤的。那么我就要問了,進不了戶籍的,或者積分制度達到不了標準的人,是不是正好是相對低收入的居民?
 
    問題來了,地方政府的文件提出要未來要控制收入差距。隨著城市的發展,大城市是控制不了收入差距的。為什么呢?一個大城市,一定是兩端人一起來,高技能的人為了學習效應向大城市集聚;低技能的,正好和他配套,我們稱之為勞動力的互補性。當兩端的人都來了后,城市里的收入差距是擴大了。研究表明,越大的城市,總體來說收入差距越大。因此,特大城市要應對挑戰,就需要通過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來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實際福利差距。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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