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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弗里德曼:關于城市規劃與復雜性的反思

時間:2017-06-15 16:29來源:中國規劃網 作者:約翰·弗里德曼

   【編者按】6月12日,91歲的國際規劃界傳奇人物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逝世。本文系弗里德曼先生生前最新著作的中譯稿,轉載自《城市規劃學刊》2017年第3期。澎湃新聞獲得授權進行轉載。

    約翰·弗里德曼

   “知難行易——孫中山”

    在本文中,我力圖闡釋復雜性的概念,以及為何可以采用這一概念來解析在亞洲新興而起的巨型大都市地區。這種超級復雜性起因于這些巨型都市群落的規模、密度、發展速度,以及進行管治的權力中心的多元性,我試圖從中進行提煉什么是可以進行規劃而什么是不可以進行規劃的,以及這種規劃是如何可以進行組織的。

    本文并不是一個完整、連貫的敘述,而是由一些小短文所組成,我相信這些都市群落將對我們的專業提出嚴峻挑戰。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來自三位杰出社會科學家針對復雜系統提出的觀點;城市規劃領域有關城市復雜性的簡要文獻綜述;將長江三角洲作為一種超級復雜、多中心城市區域進行描述的圖景;重新反思城市復雜性之下的空間規劃,以及在亞洲超級復雜性背景下的一些空間規劃原則。

    1 有關復雜性的三個觀點

    15年前,曾經撰寫過多篇被譽為城市模型經典之作的邁克爾·巴蒂(Michael Batty) 訪問了距離上海100km的一個重要城市:蘇州(Batty,2005,2013)。2012年,他在《環境與規劃B:規劃與設計》期刊中回憶了這段經歷,并在編者導言中進行了反思:

    “人們非常肯定地告訴我,蘇州現有1100萬人口并正在崛起。如果與擁有2300萬市域人口的上海疊加在一起,就已經比目前其他任何排名世界第一城市的人口還要多,譬如人口大約2500-3000萬人的墨西哥或東京。我在這一行程中穿過一個巨大城市蔓延區,它更多是一系列彼此相鄰或相連的高層建筑集群,完全融為一體,與任何諸如在美國的鳳凰城或亞特蘭大這類城市蔓延的典型案例不同。這在很多層面上當然也昭示著中國城市的未來……”

   “在一個我們都將生活在城市中的時代里,界定城市規模必將是極其困難的,這在世界各地已經體現出來……如果我可以將倫敦這樣的城市界定為800萬、1500萬或2500萬人口,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操作排名曲線,使之在城市等級結構的組織中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當我們都居住在城市之中時,當然還會存在一個明確的等級結構,因為這是城市之間競爭的標志,事實上這種競爭似乎正在愈演愈烈。但是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使用物質形態來界定城市,而在此,它已經不能用來描述一個城市究竟是什么樣了。如果從蘇州到上海的高鐵之旅需要40分鐘,那么上海在哪里結束而蘇州又從哪里開始?……現在我還可以畫出“可能的”邊界,很容易將上海- 蘇州置于(城市) 層級的頂端,倫敦則排在前20,但是仍然還有許多可能的邊界:這就是問題。”

   “于是我們應該如何界定一座城市呢?在下一世紀,當大多數人口感受到全球化影響時,我們又將如何界定城市,因為這是我們不能界定城市范圍的一個根本原因。實際上,人們很容易設想城市是由世界各地的聯系網絡所組成的,它們體現了貿易、社會交往,甚至知識也可以通過互聯網的傳播而變成全球性的”(Batty ,2012)。

    巴蒂的問題在最近發表的研究中獲得了一些解答,最著名的是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 及其在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的同事們,他們為其所謂的“行星都市主義”(planetary urbanism) 這樣的一種全球趨向而爭論(Brenner,2014)。城市研究中的這一轉向顯示出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來思考城市——人口、空間、經濟、社會文化和社會技術——所有這些都被聯系到一起,并像集群城市一樣在全球蔓延著。布倫納在這一工作階段中主要關注如何描繪這一行星城市,而邁克爾·巴蒂的工作由于采用從復雜性理論中得出的概念而處在城市模型的前沿領域。

    系統分析的語言也是復雜性理論的語言,它現在被大量應用于廣泛的科學論述中,包括生物學、生態學、組織理論以及最新的城市研究和規劃等等。它大部分都是數學的,計算機模擬是此項工作的核心。計算是嚴謹的,但只是因為模型從根本上簡化了被建模的現實而得以可行。或者,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系統動力學中心主任約翰·D. 斯特曼(John D. Sterman) 于2002 年寫道:“所有模型都是錯的”(Sterman, 2002)。以下是他在獲獎講座中的幾段感言:

   “人們發現最難理解的系統動力學概念包括:所有決策都基于模型,所有模型都是錯誤的。這些陳述是違反常識的。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他們。但是接受它們是有效系統思維的前提……”“許多系統學家采用一個古代哲學家的著名故事來說明這一點,他說這個世界是由一個巨人肩膀支撐的。‘但是巨人站在哪兒?’一個學生問道。‘站在一只巨大烏龜的上面,’大師回答。‘但是烏龜站在什么地方?’學生堅持問道。‘另一只烏龜的上面,’這對話持續了一會兒,直到惱怒的大師喊道:‘烏龜會一只接一只地一直延伸下去!’”

   “認識到我們知識的有限性,以及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根底之處的‘必然存在的前提’的假設,真是令人感到深深恐懼。指出別人的觀點意見‘只是一個模型’是一方面,而認知我們自身信仰中的有限性則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所有的模型都錯了,那么又該如何做出決定?烏龜一只一只承接下來意味著我們的信仰并沒有絕對性,也沒有最終基礎,它是如此違反常識,如此令人恐懼,大多數人并不意識到‘這一明顯錯誤’,或者變得如此疑惑而以最快速度叫喊著奔向那些聲稱可以提供真理的人……”

   “當人類進行演進時,所面臨的挑戰是去生存在一個由幾乎不受我們影響但卻能決定我們如何生活和死亡的各種系統所主導的世界之中。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自己創造的系統所導致的后果。颶風或地震不會造成最大的危險。危險來自于由我們自身行動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我們無法理解并與我們的長期目標和最深切的愿望相一致而產生的那些副作用……”

   “令我們失望的是我們缺乏有意義的系統思維能力。這種能力需要但不僅停留于理解復雜性的能力,理解庫存和流量、反饋和時間延遲的能力。它需要但不僅停留于使用正規模型和進行模擬。它需要針對最高標準、科學方法的嚴格應用、以及進行探究的技能,去揭示隱藏于我們之中的假設偏見”(Sterman,2002)。

    為了進一步闡述這部分討論的觀點,我們引用另外一位杰出的系統理論家所作出的預測,他就是最著名的世界系統理論的創始人——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該理論也是從事歷史探究的一種模式。在《知識的不確定性》(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一書中,沃勒斯坦提醒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中的人類前景,我稱其為極其不確定性的前景。

   “我現在不能論證這一議題,只能斷言在現有制度的框架內似乎沒有解決方案,以使系統恢復到一種暫時穩定的平衡。因此,系統參數急劇振蕩并產生分叉。我們可以假設,在作出確定選擇的大約半個世紀之前,將會發生這種分叉的細化過程,并且將會形成一個新的系統(或者諸多系統)。我們可能接著預料這一時期將會有一個激烈社會動蕩,部分是因為體制的波動,部分是由于國家結構的合法性的下降,部分是因為將產生關于后續系統的性質的大沖突”(Wallerstein, 2004)。

    沃勒斯坦接受了復雜性理論。他從這一角度告誡道:“最終,知識只能是關于選擇,因而也要關于創新性、想象力和可能性。選擇涉及到責任,學者和科學家恰恰是選擇參與行動的人,承擔對于自己主張的責任,承擔對于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猜測和對于優先事項的建議的責任。”

   “如果現實是不確定的,那就無法回避選擇,無法不去進行價值承諾、偏好和預設進入分析過程……”“那么,科學,就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我會認為恰恰相反。只有當我們接受不可能將知識與愿望分開,我們才能開始掌握的更好”(Wallerstein, 2004)。

    我們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規劃在歷史觀方面往往是朝前看的,但缺乏明確的實施路徑。有些人認為這種愿景的“戰略性”存有下一步該怎么做的問題(Albrechts,等,2017)。但是愿景只不過是關于未來的景象,既不能預言也不能預測,它意味著啟發。實現這一愿景的實際步驟可能是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快速鐵路系統,人們期望其長期效應將引導想象中的(并且是希望的) 未來,但是其實際結果,特別是意想不到的結果將留給后代去處理。在巨構都市群的尺度上,歷史將不能得以預告。

    2 規劃中的復雜性理論

    數十年來,系統思想一直是城市規劃中的非常突顯但又時斷時續的部分。但是在規劃中,復雜性理論依然是其中一個相對較新的領域,這可以從各種學者在2013年舉行的第二屆代爾夫特復雜性國際會議(The Second Delf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ity)(Portugaliand Stolk,2016) 所提交的成果中看到,規劃的學術圈也融合了建筑師、腦神經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和其他科學家。從這些“會后材料”中所獲得的印象就是,幾乎沒有什么因素可以把這些形形色色的學者結合到一起。盡管城市模型研究者之間的溝通相對容易一些,每位作者對于復雜性的見解不同。規劃實踐者顯然缺席了。然而某些術語被反復提到,盡管它們大多是暗示性的比喻而難以可以被稱為概念,例如自組織系統、路徑依賴、非線性、過渡性、共同演化和出現。所獲得的感受就是,規劃學術圈仍在努力重新界定他們的領域,使其符合那些他們感興趣的理論(de Roo and Silva, 2010; de Roo and Rauws, 2012; de Roo, et al., 2012; de Roo, 2016)。

    盡管城市規劃師安德烈·索倫森(André Sorensen)沒有參加代爾夫特會議,他關于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 的著述仍然很具啟發性(Sorensen,2015)。在針對日本東海道大都市圈的研究論文中,他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只是作為比喻的進一步證據,可以引發人們對于巨型都市圈地區的超級復雜性的新見解(Sorensen,2016)。他的方法是采用被一些規劃學者稱作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最初提要中的一些摘錄凸顯了他的一些發現。

   “除開構成更大開發模式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即使沒有中央性組織,每天塑造著數百萬互相適應性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自組織的城市系統總是根據歷史上和地理上相協調的一套制度(財產法、金融系統、住房條例、土地使用條例、基礎設施融資和維護系統、地方政府系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共同演化……”

   “問題在于,(大都市圈) 的演化過程如何塑造制度變遷的軌跡,這樣的變遷又如何促成了制度創新的關鍵時刻……在日本,1960年代的環境危機導致相應的大規模市民流動,風起云涌的環境運動是促使政府優先解決某些消極外部性并創造新型規劃工具的關鍵因素,這些新型規劃工具后來又促使市民主導的自治社區(machizukuri community) 蓬勃發展”(Sorensen,2016)。

    索倫森在提要中所強調的是制度在城市系統中規制其他行動者行為所起的作用。在隨后的摘錄中,他的重點轉向積極的反饋和土地開發。所謂積極的反饋意味著自我增強的信息,從長遠來看,它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對國民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即使沒有直接資本投資,當這些廣泛區域融合到一起時,隨著投機性資本在越來越遠離城市中心區的地方購買土地,這也會導致明顯的資產通貨膨脹……”

    “城市增長的過程由此創造了一系列強烈的積極反饋效應,推動著房產積累,在歷史經驗中經常導致周期性的過量和崩潰,這也經常與創造比實際需要更過量的城市房產相關聯,并且創造出巨額的虛擬資產,當更強的發展動力停止時,無論由于什么原因,市場價值就會崩潰。”

   “大都市圈的出現也是全球城市化進程最后階段中的一部分。創造大都市圈的過程將只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一次……而且只會在有限地區發生”(Sorensen,2016)。

    索倫森對于制度和積極反饋的觀察是基于他對日本東海道都市圈的歷史性分析,并且呈現了理論在應用于現實中既有的城市系統演變時所起的作用。在下一章節中,我將提出一幅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特色圖景,以回到這個涉及多中心地區的治理和規劃所面臨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3 長三角:一個超級復雜城市區域

    根據最新統計,長三角都市群落涉及兩省及上海市中的30多個城市。包括于1996年作為協調機構成立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這些城市所涉及的面積大約有十幾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超過1億,其中大部分是城鎮居民。值得注意的是,每個較大城市或者“增長極點”都被一種城郊地區(periurban zone) 所包圍,它們在中國被歸為農村,但卻服務于中心城市的各種需求,而且正在迅速城市化而得以集中管理。相鄰的城郊地區正在逐漸融合,創造出由高速火車和高速公路所支撐的連續性城市空間,從而將這一廣闊的城市空間整合成為前所未有的人居地區,其中的人口占全國總量的1/10,而經濟產量占到1/5以上。

    長三角都市群落

    這一都市圈的30座城市中的每一個都是開放性的空間系統,它們通過重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網絡,與世界范圍內的城市群落連接到一起。這一結論看似容易,但是測量并描繪這些網絡即便有可能,也將會是極其困難的。如果根據管理需求而可以將城市經濟協調會(MEO) 界定為一種系統,成員城市則構成了整個分支系統,它們每一個都由于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而不斷重塑,并且也是來自成千上萬的家庭、商業組織和管理機構的適應性決策的產物。但在整個中國,長三角只是數個城市群落中的一個,所有這些最終都取決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決定。在中國,長三角都市圈本身也構成了一個城市子系統,它接受許多變量的影響,這些變量有大有小,因緣各異。然而,這些因素沒有一個可以清晰總括這一動態城市子系統以及組成部分的實際狀態。

    與此同時,在30個長三角城市中的每一個都與該系統中的其他城市相競爭。雖然它們可能通過城市經濟協調會來進行合作,但是仍然不得不堅守面對國內外資本的競爭性優勢。這一政策受到中央政府和本地人民的高度贊揚,它們希望從新投資所帶來的就業增長中獲得收益。然而,每座城市也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這可能使整體系統的運轉受到負面影響,例如空氣和水資源污染、供水量減少、收入不平等加劇等等。

    總體而言,這個人口稠密、快速擴張的城市體系給區域性資源帶來了巨大壓力,特別是在城市土地供應日益緊縮的情況下,目前城市土地價格高昂,而且它在每座城市的公共財政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高層建筑成為了一種普遍性的應對方法。

    如果復雜性的定義取決于系統變量的數量和它們的相互關系,那么長三角超過一億人口的城市群落可以被視為一個超級復雜的城市系統。這是一種客觀看法。但是,復雜性也可以從管治系統的角度來進行看待,該系統應該監控、規制并規劃長三角的整體運作。這是一種針對復雜性的主觀性視角,這一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治體系執行其關鍵職能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不高,其管治整體的能力就將受到嚴重影響,這當然也包括城市規劃功能。

    在幾乎所有管治系統中都存在涉及有無能力的因素。正是它們的累積效應,可能使得管治過程無法或不愿意面對系統性問題。當問題成為在超級復雜的情況下,為了什么進行規劃,以及治理體系應該如何組織以便更為有效發揮作用的時候,主觀性看法就起著關鍵性作用。

    4 在超級復雜性的語境中重新思考規劃

    在亞洲所有巨型都市圈的案例中,超級復雜性為可能參與決策和規劃的人員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幸運的是,巨型都市圈屬于“自組織系統”,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戰略性規劃的干預,它們也不可能崩潰,從而展示出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的構成和增長模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的發展路徑必然是優化的。在最小干預的情況下,自組織適應型城市系統產生的結果,除非進行富有創造性的處理,否則將會導致系統的長期不穩定性。在一篇關于城市新陳代謝的文獻綜述中,張妍(Yan Zhang) 寫道:“當一座城市被比擬成在新陳代謝研究中的一種活體生物時,生物體中所有能量和物質的流動都應該得到考慮。……當城市的增長速度超出其管理者可以應對其問題的時候……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變得越來越顯著”(Zhang,2013)。這是超級復雜性的真正挑戰!

    在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中,荷蘭規劃學者盧克·博倫斯(Luuk Boelens) 和戈特·德·盧(Gert de Roo) 認為,應該重新審視規劃實踐以迎接這一挑戰。他們稱之為“面向模糊未來的后結構規劃方法”(post-structural planning approach),這是一種沒有整體宏偉計劃的空間規劃形式。他們的建議主要如下:

    ①超越,政府和“傳統”規劃的限制性范圍;

    ②采用,區域中的、規劃問題或挑戰中的生活性微觀尺度作為出發點,同時積極關注那些觸發了“系統狀態”轉變、共同演化和結構功能更改的背景環境或宏觀影響;

    ③辨識,在這些具體制度環境中對象和主體的新組合的各種選項和可能性機會;

    ④揭示,市民、公共和商業組織中的領導者們是如何在這種環境中進行橫向和彈性化的協同演變;

    ⑤分析,這些行動者(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如何單獨和集體地相應調整這些設置及其路徑依賴“ (de Roo,2016)。

    這種后結構規劃將“從根本上是開放的和無法定義的:它們在哪里結束,以及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如何演變是不可預知的”(de Roo,2016)。總之,作者要求新一代的規劃師按照“社會企業家來工作,他們使利益相關方和利益共同方意識到有關行動的可能創造性組合的附加值,以及/或者現有能力的制約性。這種不加定義的規劃可以提出解決這些限制和相應調整制度環境的建議”(de Roo,2016)。

    歐洲規劃理論的后結構趨勢在何種程度上可移植到亞洲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規劃文化正如規劃所遇到的問題那樣,在各個國家之間互不相同。在最后一節中,我將提出我自己的理解,什么樣的規劃可能開始來掌握亞洲大型城市的超級復雜的情況。

    5 亞洲超級復雜性之下的規劃

    在上一節中,我探討了在歐洲人視角中的歐洲的復雜性規劃,所涉及的更多是宏觀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指導原則。在這一結論部分,我設想從亞洲巨型都市圈的視角來審視空間規劃的一些普遍性原則。在類似區域中,什么是這些城市的規劃有可能不同于歐洲或北美的地方?顯然,規模與密度是其中的一種差異:正如在長三角都市圈中所證實的,亞洲都市圈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密度方面都是發達國家的城市區域的好幾倍。另一個差異性體現于在未來數十年間它們的物質空間的膨脹速度。第三個差異性在于相對西方的貧窮性和它們有限的政府專業能力。這些差別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我們贊同有關城市擴張動力學的條件、模式和趨勢的可靠知識是進行空間規劃的必要的堅實基礎,缺乏這樣的知識,規劃師還能做些什么?

    緣于此因,我認為在快速成形的亞洲巨型都市圈中進行空間規劃,就相當于制定缺乏事實依據的計劃。即使建立帶有關鍵性變量的、可以允許誤差容限的數據庫,也需要付出巨大勇氣。此外,關于更為遠景的未來,規劃師和決策者面臨著根本的不確定性。當然,巨型城市群落的未來在某種程度上是“路徑依賴”的。在快速擴張期間,在城市肌理中有一些既有因素可能會延續下來,這有助于融合進入整體。在這方面,我認為過去與現在與運輸相關的投資和類似的大型項目,它們在為未來奠定發展模式的過程中有著自身邏輯。與此同時,巨型城市群落也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外部效應——空氣、土地和水污染、資源枯竭、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以及破壞了基于場所的社會網絡。除非它們眾所周知的負面效應可以逆轉,否則就很可能會達到“臨界點”,這將使得整體城市系統陷入嚴重危機。

    鑒于這些總體因素,我提出關于巨型城市群落聚集體的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無論進行何種空間規劃,都應重點關注“始于足下”,而不是遙遠周期。

    第二個觀點應該是,關于都市圈的整體系統性規劃應該關注于減輕由迅疾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外部效應。

    第三個觀點是,創建一個三級相關層次的規劃系統,在每個層級都帶有明顯不同的職責。接下來我將著重針對這點展開討論。

    我設想規劃應當在三個層面上進行展開:針對整體巨型城市群落的系統性規劃; 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層級的規劃; 鄰里層級的規劃。顯然,這些層級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自治的。在這種功能混合中尋求正確的平衡將是困難的,而且只能通過試錯過程來進行確定。關于大都市以及/或者市政層級的規劃通常側重于土地利用規劃,由于其中大部分地區已經建成,這里將不再進一步討論。然而,由于第一層級和第三層級是新的,需要進一步討論。

    眾所周知,當一個組織將其決策系統下放(一個多中心的城市系統正是這樣一種組織),就需要加強對于整體系統的中央性監控和控制。正如長三角都市圈及其30座城市與大都市區的情況,如前所述,1996年成立了一個協調機構,即長三角經濟協調會。然而,大量的決策和項目實施是由低層級的機構如城市和都市圈完成的。正如中國案例所表明的,系統中主要城市集聚區的市長們應該具有核心作用,其潛在功能是多元性的。

    在列表的頂端是為長遠設定的目標和愿景,其中列出了整體城市區間系統所要實現的主要管理目標。例如,具有充分精確度、可以進行定期監測的可持續性目標。接下來重要的是努力提高整個系統的管治能力,并開始通過完善統計性的以及其他更為定性的信息,強化研究系統性開發、針對市政人員的培訓方案和類似活動。這一新機構的特別需要關注的則是都市圈得以形成的新陳代謝整體系統:城際交通和國際交通、電力、電子電纜連接、水力管理、污水和固體廢物的收集、處置和清理的管理。在這里,需要融入專家的判斷,以確保在全系統范圍內盡可能提高效率。

    接下來重要的是啟用監測系統,以及隨后廣泛涉及的年度報告,它們不僅關于系統的性能,也需要特別關注負面外部效應,例如各種污染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

    于是,新的區域性機構將成為一個觀察站點,一個信息交流平臺,一個進行培訓和研究的贊助方以及一個對話與談判的中心,它不是從事傳統形式的編制規劃。它將與在城市區域中的公共與私人機構相關聯,并且傳播信息,為整個區域中的決策機構提供服務,同時鼓勵所有相關行為者之間的相互交流。

    現在我將轉向第三級的鄰里或社區規劃,就亞洲而言,這里的資料仍然相當有限(Douglass,et al., 2008; Read, 2012;Tomba, 2014)。在這里,在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界面上,城市生活的活力有著它深刻的根源,對規劃師而言,生活質量是主要的問題。在西方語境下的社區規劃(community planning),尤其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具有強壯的社會關系單元。人們會認為在亞洲也是如此,盡管在亞洲城市中“鄰里”和“社區”等術語通常是指人口密集的空間單元(與西方的概念不同),可以多達4至5萬人。在所有場合中,多樣性都是這些在特大城市中的最小規劃單元的主要特征。然而大多數社區是其居民非常私人的、通常是長期依附的地方。正是這種依附使得這一層面的規劃得到市民的積極參與是可能的,并且確實是有必要的。

    在由市政府編制的正式規劃的層面上,重點主要在于如何為市場、小學和高等學校、警察局、診所等公共設施,以及普及性的供水和衛生設施進行空間定位。但是在超大尺度上,甚至連這些公共設施也往往從視線中消失了。因此,如果只是為了堅持要求獲得上級部門的關注,那么在社區層面上的一些代表機構值得一提。同時,一些圍繞著社區而合理組織起來的事務可以由居民自己為自己去做,尤其是那些將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他們家附近的婦女們。

    是否需要適應不同年齡段的操場?可供老年人從事戶外活動的安靜場所呢?為殘疾人服務的場所呢?他們的交通如何解決?公立學校在步行距離內嗎?還有健康中心?購物中心?有沒有婦女們免受騷擾并可去的地方?社區是否清潔?固體廢物是否被收集起來了?道路鋪設了嗎?開放式下水道被覆蓋了嗎?只要有代表性的地方組織被授權在公共和私人資助的支持下采取主動行動,這些以及其他更多類似的地方性事務似乎可以通過社區層面的參與性規劃得以解決。例如,是否可以根據人口規模和平均收入分發一小部分的鄰里改善預算,是否有權將這筆錢用于小型項目以改善社區生活的品質?

    我以問題的方式來提出這個建議,因為我可以想見公務人員不屑一顧的反應。然而,至少順著這些線索進行一些實驗,可以看到什么起作用了,而什么沒有起作用。亞洲城市的社區種類繁多,從巨富到赤貧,從正規到非正規,從中心城區到散落于城郊地區。我們必須尋求適合每種情況的解決方案。生活質量是這里的問題,富裕社區可能不需要如同處在城市邊緣的移民社區那樣的關注。但是我相信,通過給當地居民一個機會,通過向甚至最貧困者提供資源以改善他們自己的社區,就可以提高整體生活質量。授權社區組織建立社區(community),將有助于穩定富有爭議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整個城市化的亞洲建立起一個“和諧”社會。

   【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系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社區與區域規劃學院榮譽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事務學院退休教授。童明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城市規劃學刊》2017年第3期》】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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