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規劃網
登陸 | 注冊
當前位置: 主頁 > 國際視野 > 信息資訊 >

從拉美的教訓中我們能學到什么?

時間:2016-01-16 15:48來源:中國規劃網 作者:為之
  拉丁美洲落后于美國。這并不奇怪。畢竟世界上幾乎沒有不落后于美國的國家。而且,拉美爭取民族獨立、鞏固新生政權的過程更為漫長,更為慘烈,更多反復。1820-1870年,拉美與北美長達50年的此消彼長,不可避免會造成二者之間巨大的發展差距。令人費解的是,這種差距為什么在其后的百余年未能縮小。特別是最近的六十年,拉丁美洲國家政治上不斷陷入“制度危機-出現恢復的希望-覺醒-危機再次來臨-集體憤怒”的惡性循環,經濟上反復經歷“危機-恢復-停滯-危機”的怪圈,與美國的差距更呈現整體擴大的趨勢。
  拉美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弗朗西斯·福山組織了10名拉美問題專家,其中有政治學者也有歷史學家,從歷史背景、政治和經濟政策、制度因素等角度,就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落后之源》就是他們研究成果的體現。
  拉美發展為什么落后于美國?本書的作者們結論并不一致,但基本都認為僅從文化傳統、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或者其他物質條件泛泛而論,或者簡單歸咎于其他發達國家外在干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們更愿意從政策(即進口替代與開放貿易政策)、制度(包括旨在緩和矛盾、促進集體行動的財產全保護制度、法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國家內部潛在的階級、種族和地區分歧)等方面尋求解釋答案,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拉美國家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和平解決社會矛盾。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不同社會群體間都可能存在利益沖突,擁有權力的群體致力于維持穩定、鞏固政局,以便讓自己的既得利益永遠保持下去,那些沒有權力的群體就會試圖通過和平或者暴力手段來重新分配權力,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重建社會秩序。制度安排的一個重要作用是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依據一定的規則而非暴力的方式調和那些彼此沖突的利益主張。羅特和孔沙雷茲認為,拉丁美洲落后于美國,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安排未能實現和平處理社會利益沖突,零和的政治博弈導致政權反復崩潰,對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的負面沖擊。自從獲得民族獨立以來,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無法持久地維持其政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通過發動軍事政變來謀求政治繼承權在20世紀不時發生。
  二是拉美國家制度安排未能實現決策果斷性和持久性的平衡。在考克斯和麥卡賓斯看來,制度安排的“否決途徑”越少,決策過程中參與審核的環節越少,決策的果斷性越強。反之,制度安排的“否決途徑”越多,決策持久性、合法性更強,因為想要顛覆決策的參與者相對較少。一國的制度安排,要根據自身情況,在果斷性和持久性之間實現平衡。福山認為拉丁美洲的悲劇在于,擁有大量“否決途徑”制度安排的國家,社會被嚴重撕裂,政府既沒有能力采取果斷行動,又不能達成強大的社會共識。如與美國一樣實行總統制和聯邦制的墨西哥,福克斯2000年終結革命制度黨連續71年執政后,由于所在政黨未能獲得國會多數,也沒能構建一個有利于推行公共設施現代化或司法制度改革的聯盟,結果導致國家陷入政治僵局。而擁有果斷型制度安排的國家,民粹主義盛行,為鞏固執政地位,在位者不顧長遠,一味取悅選民,推行受到窮人歡迎但不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政策。例如,阿根廷、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采取配給制等行政手段控制物價,違背與外國投資者簽訂的合同實行國有化,不顧經濟現實制定工資自動增長機制,提高進口關稅保護國內企業,提高出口關稅控制資源外流。這些手段固然有利于政府控制經濟,爭取中下層階級支持,但毫無疑問將對經濟競爭力造成嚴重削弱,不利于經濟長遠發展。
  三是拉美國家制度安排未能充分激發民眾財富創造的積極性。制度是能夠對社會個體產生激勵和制約作用的規則和規范,制度安排的激勵功能是否充分,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有效合理的制度安排既要給予各階層均等的機會,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公眾有參與經濟活動的可能性,又要對社會個體的財產進行保護,對強勢群體的行為進行約束,使公眾有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才能達到減少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推動投資、激勵創新、提高效率的目的。在羅賓遜和多明戈斯看來,拉美國家落后于美國就在于其制度安排的激勵功能失靈,不能滿足創造和維持充滿活力的經濟的需要。在和平時期,無論歐洲、北美、日本還是韓國、臺灣,通常都會嚴格保護公民的財產權。但在拉丁美洲,即使沒有戰爭,侵犯公民財產權的現象也都一直存在,人們普遍不相信現行的法律和制度能夠對他們的投資提供長期保護。而政治干預對于司法獨立的頻繁破壞,更是加劇了這種擔憂。與此同時,多數拉美國家經濟參與門檻偏高,教育和醫療投入少、質量低,很大一部分人因此被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由于平均受教育程度低,拉美工人普遍存在接受精密和復雜技術困難,導致拉美國家過去幾十年生產率增長速度明顯低于東亞國家。
  為什么拉美國家制度安排失靈?拉美歷史上有過殖民制度、獨裁制度,但也實行過民主制度,可制度失敗的現象反復出現,問題到底出在哪兒?羅賓遜將拉美制度失敗歸結于其不同于美國的獨特殖民歷史,認為現代拉美的制度安排反映的是1492年西班牙人征服者所創造的社會組織,存在先天不足。為掠奪黃金白銀、收取貢金賦稅,西班牙在拉美建立了龐大的奴隸帝國,剝奪了絕大部分土著居民公民權、財產權,將權力完全集中在少數西班牙精英手里,制訂了一系列旨在剝削土著居民財富的經濟制度和鞏固自身權力的政治制度。即使在殖民制度被廢除、正式的民主制度被確立以及大部分人被賦予公民權之后,最初的不平等社會等級依然存在。在他看來,拉美制度最大的問題在于廣大國民被排除在創造性經濟活動之外。在他與阿西莫格魯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力量、繁榮與貧窮的起源》一書中,他們稱此制度為汲取型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少數精英處于壟斷地位,為經濟活動設置了極高的門檻,廣大國民被排除在創造性的經濟活動之外,只能被動參加精英所安排的經濟活動。由于沒有“創造性破壞”這一過程,極少有技術進步和產業革新,經濟增長依靠統治階層對廣大國民被動勞作成果的汲取,一段時間后國家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貧窮落后的境地。
  福山則不認為拉美的制度問題主要在于社會排斥。在他看來,獨立之后的拉美社會包容度總體上是持續擴大的,其制度失敗現象是亨廷頓所提及的政治衰退綜合癥的典型案例。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經濟上有了進步后,如果政治上未能發生相應或同步的進展,社會更容易陷入動蕩不安。拉美的情況就是這樣,社會和經濟變革擴大了政治意識,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寬了政治參與面;但是,政治體系本身“處理相互關系的藝術”的發展未能跟上這樣的變化。換而言之,現代化進程動員起了新的參與者,他們會對政治體系提出超出其制度能力的要求。例如,薄弱的法院、警察、學校以及醫療系統等公共服務若未能達到要求,就會遭到民眾的譏諷,他們認為精英階層所把持的國家政治體系對窮人有著天生的偏見和排斥。在階層對立嚴重的社會,民主很容易引發民粹主義。亨廷頓認為,出現政治參與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去的情況,必然導致政治動蕩和騷亂。按照亨廷頓的理論,拉美就是缺乏政治上的共同體和有效能的、有權威的、合法的政府,拉美欲轉型成為現代國家,必須樹立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
  關于亨廷頓提出的“威權轉型”建議,福山似乎也不贊成。他在書中反復強調,世界上沒有絕對優秀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能否取得成功,不僅取決于“否定途徑”設計,也取決于歷史傳統、政治文化、外部環境以及經濟條件。民主能夠阻止自由化改革者們勃勃野心的制度安排,也會制約想成為民粹主義獨裁者的權力。美國、英國的經驗表明,偏好限制行政權力、設置大量“否定途徑”的制度安排完全可以做出果斷決策,而偏好果斷決策的制度安排也可以做到不利用行政權力踐踏少數人的權利。但是,福山強調“制度是高度復雜的整體,各種因素相互依存、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體現了理論正確的同時,不可避免讓人產生面對現實的巨大無力感。也許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福山引入了領導力的解釋。他認為,如果擁有了良好的領導力,即使存在明顯缺陷的制度仍然能夠很好地運行;相反,如果缺乏領導力,任何制度都無法彌補。
  拉美國家該如何走出困境?顯然,要富有創造性地解決拉美問題,并非容易的事情。但福山表現了充分的樂觀,他在書中肯定地說:“在未來的幾十年里,由歷史造就的(拉美和美國之間的發展)差距一定能夠被重寫”。他給拉美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建議,即實行有效的經濟政策、推行制度改革、關注政治建設和采用開明的社會政策。不過,這些建議看起來都有道理,但又似乎過于面面俱到。如果我們回到書中各位作者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敘述中,似乎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歸納出他們這個群體在思考拉美前途時所強調的三個重要方面。
  設法保持國家穩定。普熱沃斯基和屈爾瓦勒持認為,拉美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制度安排是否民主,權利是否平等,而在于矛盾沖突出現時能否得到很好地包容和解決。只要能夠在法律框架內和平解決矛盾沖突,國家經濟就能夠得到發展。他們利用歷史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更廣泛的選舉權和更高的參與比例對于經濟發展幾乎沒什么影響,而穩定的政局對于經濟發展則有著明顯積極的影響。在依照憲法規定進行政權交接的997年里,拉美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1.93%,而在政局動蕩的631年里,增長率僅為0.94%。拉丁美洲為獨立戰爭以及隨后的政局動蕩付出的代價是其人均國民收入平均少增長9523美元,可以解釋拉丁美洲與美國人均國民收入差距的41%。因此,保持穩定對于拉美的發展很重要。
  努力達成廣泛共識。有學者說,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不平等現象最為嚴重的地區。羅特和孔沙雷茲指出,因為貧富差距不斷增大已經導致了高風險政治,有關各方將不可能通過相互妥協而達成和解協議。但是,要想維持穩定、鞏固政權,這種妥協與和解是必不可少的。亞洲工業化崛起的經驗表明,東亞政治領袖使人們相信現在付出的微小犧牲可以換來巨大的回報,從而激發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熱情。但是拉美的經濟和政治精英在此方面的過往記錄并不良好,存在“破壞性尋租”影響了民眾對政府的信賴,激發了民眾對政權的反抗。因此,民眾和政府要在發展問題上達成共識,建立相互信任和共同的目標。那么,值得信賴的領導人就變得甚為重要。正如福山所說,即使在美國,就一件事情達成共識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達成社會共識需要依靠宣傳、領導、說服和妥協,需要利用傳統的政治技巧來為國家政策的實施服務。領導人利用制度的技巧甚為重要。
  建立與美國的良好關系。美國的崛起曾經對拉美產生的侮辱和傷害,難以忘記。墨西哥政治家波菲里奧?迪亞斯的名言“可憐的墨西哥啊,你為什么離上帝這么遠,而離美國這么近?”在拉丁美洲廣為流傳,反映出拉美與美國的歷史鴻溝。“強弱殊途、不可逾越”的判斷,令拉美過去一貫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但是,必須承認的是,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地位勢必對拉美的未來產生無法忽視的影響。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系,對拉美諸國都是嚴肅的考驗。不僅是墨西哥,而是所有拉美國家都要明確決定,自己希望、應該、能夠同美國建立一種什么樣的長期關系。克勞茲認為,迪亞斯的感慨已經不合時宜;他提出要與美國和解,攜手走向新時代,要在保持自己獨立性的前提下同美國人合作共事。當然,美國只是這個開放世界最重要的大國之一,拉美各國還要統籌考慮與世界的合作。
  不過,除此之外,我們覺得,拉美還需要時間和耐心。差距是數百年發展的產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得到解決。拉美諸國的國家能力普遍較弱,這也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改變的。超越國家能力的制度安排和改變的期望,常常難免落空。但若假以時日,只要在正確的道路上,很多問題也許會更容易化解。可以理解的是,有美國這樣的近鄰,眼見美國在過去的200多年欣欣向榮、蓬勃發展,一直保持獨立,一直保持著基本的和平,從未發生過任何政治結構和制度框架方面的劇烈變化,有一個似乎永不出錯的美國在作為參照物,所有人都會渴望盡快變得更加美好。但是,焦慮、著急和急于求變,也許未必是正確的選擇。
  對我們而言,讀《落后之源》,意不在拉美,而在中國。一本專門探討拉美問題的著作,可以激起中國讀者產生某種代入感,將“拉美與美國”的對照換位思考為“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拉美”的比較。在閱讀過程中,更多可以思考的是——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從拉美的教訓中學到什么?中國歷史和文明發展的路徑與拉美不同,我們應當更加認真地追溯歷史、思考現狀和問題、追問失誤和原因,盡力找到符合中國歷史規律的制度安排。

  (責任編輯:白雪松)

------分隔線----------------------------
發表評論
請自覺遵守互聯網相關的政策法規,嚴禁發布色情、暴力、反動的言論。
評價:
表情:
驗證碼:點擊我更換圖片
推薦內容
热购彩票网官网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