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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總拿拉美“神話”說事兒

時間:2016-01-16 15:54來源:中國規劃網 作者:為之
  著名經濟學家何自力教授日前在《政治經濟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對“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反思》的文章。我本沒有什么興趣,我研究的是非西方,也不懂中國,因此對其醉翁之意“在中國鼓吹‘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既違背時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國國情,應當引起全社會高度警惕。”云云,更無從置喙。但副標題“基于西方和拉美國家教訓的研究”里偏偏有個“拉美教訓”,這就吸引了我。讀完之后,一時間如鯁在喉。
  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缺少“百家爭鳴”的學術空氣,更不用說拉美一隅。沒有商榷,沒有辯論,就不大可能無窮地接近事實和真相。這種土壤導致有人援引拉美案例時完全基于實用主義的態度,甚至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況下,妄拿拉美說事兒,好像拉美就是一個爛筐,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這種“免于恐懼的自由”的力量,或源于從事拉美研究的人不多,公眾的了解也有限,或源于在中國根本缺乏關于拉美意見的爭論。
  何教授在總結拉美深刻教訓時篤定,“大市場,小政府”模式是20世紀80-90年代拉美困境的罪魁禍首。遺憾的是,支撐其觀點的“事實”不僅有諸多可商榷之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既割裂了拉美過去的歷史,又罔顧了當前的現實。
  與何教授單刀直入主題相反,我似乎更喜歡長焦距回望歷史。可以說,一切改革都源于危機觸動,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之肇始就是由債務危機觸發的。危機的爆發,從外部因素看是受到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從內部因素看恰恰是由于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從20世紀30-4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拉美國家都實施了一種叫做“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國家干預和保護。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拉美各國不惜大量舉借外債,發展民族工業,但隨著外部條件的急劇變化,進口替代模式走入死胡同。其后果雖然是一定程度上幫助拉美國家擺脫了對進口工業品的依賴,但卻加深了對外資和技術的依賴,至今都沒有建立一套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也就是說,改革之發生是由于失敗的國家干預,而沒有像東亞國家那樣引領拉美順應外部市場的變化、與時俱進,適時地將發展模式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
  在產業結構方面,何教授聲稱:拉美國家單純依靠市場調整產業結構,輕視政府在其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恰恰與之相反。產業結構的固化不是由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魔力,而是那只“看得見的手”的無動于衷。
  從19世紀末起,拉美的發展模式就同初級產品出口綁在了一起。從出口原材料換取工業品進口,再到進口替代及其失敗,以至又復原材料出口,拉美經濟的歷史就是從一個周期到另一個周期的循環往復,至今無甚改觀。過去的十年是拉美 “增長的十年”,這個黃金十年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歷了一個“中國周期”:中國對資源產品的大量需求。就此而言,拉美產業結構的單調和固化,不是由于市場之強,而是源于政府之弱或缺席。這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路徑依賴使然,另一方面則是政府的惰性,坐擁金山無心思變。
  何教授又言,拉美“大市場,小政府”模式還有兩宗罪,一則缺乏增加社會公平和保障社會包容的社會政策,二則必然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這顯然又是一種想象,至少在拉美并不確切。其一,至今仍被世界銀行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廣的一種制度創新——“有條件現金轉移計劃”,正是在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期倡議的。
  在當前如火如荼的巴西選戰中,現總統羅塞夫的制勝法寶之一就是這個針對社會下層的家庭補貼計劃,而有意思的是,該計劃的提出者恰恰是她的競選對手內維斯所在的社會民主黨。其二,“大市場,小政府”模式必然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恐怕未必。拉美的收入不平等帶有深刻的歷史特征,且有很強的慣性。20世紀20年代,拉美的基尼系數平均已高達0.596;到60和70年代,雖略有下降但仍分別達到0.532和0.491;而80和90年代的基尼系數分別只有0.498和0.493。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兩極分化甚至不及國家干預最盛的60年代。同樣,在最近15年的時間里,無論是在市場多一點兒(哥倫比亞和智利)還是干預多一點兒(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國家,拉美大多數國家基尼系數均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可見,兩極分化并非必然是“大市場,小政府”的唯一產兒。
  何教授或許更需要明白的是,拉美是一個多樣性與共性并存且多樣性大于共性的地區,不同的國家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脈絡。泛泛地談論拉美無益于比較研究的增強,倒真不如讀一讀,比如《劍橋拉美經濟史》,好好地研究一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特別是智利的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比如智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1973年,皮諾切特通過政變上臺后開始推行市場化措施,由此引領了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他放松經濟管制,推進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和銀行私有化。在其他拉美國家陷入“失去的十年”時,先行市場化的智利經濟在1980年代保持了強勁而持久的增長。甚至在1990年皮諾切特和平下臺后,中左的艾爾文和弗雷政府都奉行了“延續中變革”的政策,繼續推進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同時強調“有公平的增長”。皮諾切特時期(1974-1989)經濟年均增長2.9%,埃爾文(1990-1993)年均增長7.7%,弗雷(1994-1999)年均增長5.6%,創造了名符其實的“智利奇跡”。2010年智利成為第一個進入富國俱樂部OECD的南美國家。
  何教授忘記了歷史和拉美的個性,但似乎也沒有注意到該地區當前變化中的現實。21世紀初,在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旗幟下,拉美掀起了一陣“粉色”浪潮,左翼領導人紛紛走上最高政治舞臺。他們的歷史使命似乎就是要將新自由主義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激進左派執政的國家甚至掀起了再國有化的高潮。十多年過去,在摒棄新自由主義最徹底、將大政府做到極致的委內瑞拉,其國民經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長達16年的查韋斯主義革命陷入了最嚴重的危機:增長乏力、通貨膨脹、社會斷裂、政治震蕩。干預政策堪比委內瑞拉的阿根廷也陷入內憂外患:債務危機、高通脹、高失業率。
  當今拉美經濟的一大特點是經濟梯隊分層愈加明顯,且日益以兩大聯盟的不同趨勢為代表。政府干預多一點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國家經濟增長不振,甚至陷入衰退,而市場多一點的太平洋聯盟國家,經濟運行仍相對平穩。事實上,盡管世界銀行預測拉美經濟目前處于全面減速期,但主要影響拉美整體平均水平的國家是委內瑞拉和阿根廷,2014年其經濟預期分別為負增長的2.9%和1.5%;而巴西經濟幾乎陷入停滯,預測增長0.5%,如火如荼的總統大選本質上是市場多一點的內維斯派和政府多一點的迪爾瑪派之爭。
  事實上,解釋拉美問題的關鍵,不是市場之有無、政府之大小,而是大市場和政府之強弱。過去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拉美的問題是弱政府/機構問題,即缺乏有效的具有穩定力量的強大的政府權威,即一個強政府的存在。不過,強政府不一定是大政府。首先,強政府并不意味著更多的政治控制,更多體現的是其主導力,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能力,以及政策的有效執行力。其次,強政府還必須是可問責的(accountable)、回應性的(responsive),政府之強既是法律賦權,又是公眾賦權,即基于公眾信任和認可而給予的一種自覺服從。而后者是拉美國家最缺乏的,也是亟須加強的。(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會文化室副主任)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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